作者：沈逸

　　美国财政部日前签发一项针对伊朗的通用许可证，其主要内容是缩减对伊朗实施软件/通信服务类别的制裁范围，允许社交媒体平台、协作平台、视频会议软件及支持此类服务的相关业务公司等对伊朗的个人和公司提供服务。同时鼓励绕开伊朗政府向伊朗人民出口可以用来与政府网络管控策略进行对抗的软件与工具，特别是允许伊朗开发人员创建本土的反监视和反审查应用程序。

　　这个通用许可证签发的背景，是当前伊朗国内出现了动荡局势。在此过程中，伊朗政府对互联网进行了管控，美国政府则采取了包括签发针对伊朗通用许可证等在内的方式进行对冲。从伊朗国内的事态发展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一般反应来看，就是2010年底到2011年初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的翻版。华盛顿的反应，则基本上延续了由希拉里倡导的互联网自由战略，这次美财政部对出台新通用许可证的新闻解释，与2010年1月7日希拉里国务院晚餐会研讨成果保持了惊人的一致。那次晚餐会的参与者之一后来发布实名文章，点出了研讨的核心成果：脸书、推特等平台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虽然那场研讨会已经过去12年，但希拉里式的互联网自由依然主导着民主党决策核心的认识与看法。

　　就这份许可证及其背后的决策理念和思路而言，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 本届美国政府坚持尝试将互联网及其相关应用变成美西方国家垄断的专属外交工具，以谋求获得对单方面颠覆他国政权的非对称优势。希拉里倡导的互联网自由，就是美国及其盟友有运用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权的非对称自由，而且美西方企业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一自由。所谓的“非对称”，可以看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希拉里意外输给特朗普之后，美国内掀起了一股追杀脸书和推特两家企业的政治风潮，理由是这两家企业居然没能有效阻断希拉里认定的俄罗斯的渗透及利用，居然让莫斯科在美国复刻了“互联网自由战略”，左右了总统选举结果；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特朗普被永久封禁社交媒体账号，以消除其通过社交媒体的动员能力。因此，让美国政府获得相对其他国家的特定非对称优势，让本国国内某些政治派系获得对其他政治派系和人物的非对称优势，本届美国政府的互联网自由战略已经得到比较清晰的暴露。

　　第二， 以美国企业无条件服从美国政府政治指令为核心特征的政商关系，是此类政策持续出台的制度基础。私有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是美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持续打造的核心品牌，但无论是2010年希拉里的互联网自由战略，2016年选举后的政治围剿，2020年选举后的社交媒体平台猎巫式清算，又或者是现在伊朗陷入动荡时的通用许可，都显示出美式政商关系作为这类管控政策的制度基础。美国公司被绑上了美国外交的“战车”，毫不掩饰地成了外交战略工具。华盛顿在使用本国企业贯彻落实美对外战略时，最优先考虑的场景就是挑战和颠覆他国政权，鼓励和放大他国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寻求将美国企业生产的软件产品，提供的软件服务，聚焦于对他国的认知塑造与操控之上。

　　第三， 缺乏连贯与一致的决策风格，基于多部门竞争性官僚模式的政策制定，持续强化了美国相关决策的混沌特征。冷战结束后，伴随时间的流逝，美国给世人的一个普遍感知是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能力的持续下降。虽然美国的政策制定一直具有多部门竞争性官僚模式的显著特点，但政策混乱缺乏连贯性或者政策与要达到的目的相悖，给人以一种强烈的混沌感。以美国政府对伊政策实践来看，伊朗国内无事且网络运行正常时，华盛顿对伊朗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不要说云计算服务，就连《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都处于禁运范围之内；等伊朗出了事、对网络进行管控之后，华盛顿却开始鼓励各种产品和服务对伊朗的出口，甚至公开将出口的目标设定为“推动伊朗内部的政治动荡”，乃至“颠覆伊朗政权”。美式霸权那种不可名状的扭曲扑面而来。

　　不论是对于互联网还是全球网络空间来说，美国政府如此坚定地将互联网企业和社交媒体平台当作推动“颜色革命”的工具，用这种毫不掩饰的方式，来推行像通用许可证这种象征性远高于实用性的政策，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对被牵涉其中的美国企业而言更是某种“死亡之吻”：其他主权国家今后完全可要求这些公司在进入其市场开展业务前，先“自证清白，不是美国政府的颠覆工具”。对美国政府来说，要其他国家认可和接受美国及其核心盟友拥有非对称的颠覆其他国家政权的特殊权利，更是痴人说梦。对关心互联网或者全球网络空间前途及命运的行为体来说，如何构建有效的机制，排除美国带来的这种不良影响，并寻求一种能够有效超越且促进互联网和全球网络空间良性发展的实践模式，将因此更具必要性和紧迫性。(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